国际关系学院张宇轩以研究《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对华政策转向动因分析》为题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论文指导教师为陈长伟副教授。
       论文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经贸伙伴。2014年，两国正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也于一年后签署生效，中澳各层次交流往来日趋密切。但在2017年前后，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转而采取对华强硬对立态度，频频抛出“中国威胁论”，高调指责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致使中澳关系遭受巨大挫折，陷入历史低谷。为什么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特恩布尔政府不惜牺牲双边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急剧调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立场？本文基于特恩布尔政府对华政策及其调整过程的基本事实，借助国内政治分析视角，探讨并解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向的动因。
       特恩布尔于2015年9月至2018年8月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其政府对华政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务实友好时期；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怀疑警惕时期；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友敌思维时期。
       特恩布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向，首先与澳大利亚以选举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设计有关。特别是政治权力平衡变化的“动态均势结构”，决定了政党竞争、民意变化、舆论动向等国内政治变量，对于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与潜在限制。其次，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在特恩布尔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转向的过程中扮演了“政策触发器”的角色，国内民意和舆论关注则产生了“议题设置”作用。以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为代表的情报机构，针对所谓“中国干涉”、“中国间谍”案件开展了系列行动，深刻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判断，并触发了国内的舆论焦点。澳大利亚“恐华”气氛的回潮、对于中国议题的社会性热点关注、涉华民调数据的新动向、右翼民粹政党的兴起等现实变化，形成了左右政府对华政策方向的强大压力。
       论文的研究结果认为：经由“政策触发”与“议题设置”，特恩布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转向最终成为决策结果，既有决策者的主动作用，也是联盟党政府面对国内形势的被动反应。决策层对华认知的意识形态化，以及特恩布尔的身份标签与个人经历，均成为影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最高决策者的显著因素。选举政治、政党竞争、议会格局的紧张态势，则迫使执政党及政府不断做出对华政策上的策略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