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壮麟教授应邀参加“中澳关系走向”高端论坛
时间:2020-01-10 12:00:00 来源:澳研中心
2020年1月9日,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校级文科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8-2019)》和《澳大利亚研究》第三辑发布会暨“中澳关系走向”高端论坛,并发表演讲。
胡壮麟发表演讲
此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承办。出席此次活动的国内外代表与嘉宾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孙有中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杨群、外交部美大司澳新处李想处长、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Graham Fletcher)先生、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林漠怡(Maree Ringland)女士、中国澳大利亚商会执行董事兼CEO尼克(Nick Coyle)先生,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张剑教授与客座教授李尧先生、中国社科院亚太所韩锋研究员、清华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国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丁斗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高彦梅副教授等。
与会代表与嘉宾合影
胡壮麟教授在发言中祝贺《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8-2019)》与《澳大利亚研究》第三辑的出版,并回顾了他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经历及其研究领域和部分成果,以及有关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创立之初的背景情况,特别提及和感谢时任澳中理事会主席西姆孙(Stuart Simson)先生对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的关注与支持,还提及时任澳大利亚驻华参赞傅关汉先生对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的关注与支持。
照片于1997年6月13日拍摄北京大学英语系,左起:贾庆国教授(一)、吴侨玲教授(三)、金衡山教授(四)、傅关汉(五)、胡壮麟教授(六)
在本次论坛上,胡壮麟教授与傅关汉大使再次重逢,回顾了以前交往的经历,包括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一起在悉尼大学就读时的岁月与互相交流的经历。
傅关汉大使与胡壮麟教授合影
附件:胡壮麟教授在《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8-2019》和《澳大利亚研究》第三辑发布会暨 “中澳关系走向’高端论坛”上的演讲。
尊敬的孙有中副校长,
尊敬的杨群总编,
尊敬的傅关汉大使,
尊敬的李想处长,
尊敬的张剑院长,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首先祝贺《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8-2019)》和《澳大利亚研究》第三辑发布会 暨“中澳关系走向”高层论坛召开,也感谢主办方邀请我这个退休24年的外语教师参加这一盛会,使我能与各位学者相聚,阅读我国澳大利亚研究的最新成果,并聆听论坛上意义深远的讨论,从而使自己能赶上新时代的步伐,与诸位一起为今后更好地发展中澳关系而继续前进。
众所周知,近一两年,我们庆贺和欢度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在欢庆之余,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贸易上、科技上存在多种矛盾。作为一个具有至少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有义务做出榜样,倡导“和而不同”,共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作为我国高校一名外语教师,我也挤出时间,从事一定的澳大利亚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像主持人所说的化了30年,我只有20年左右,后知后觉。当全国澳大利亚研究开始后,我参加过在北外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我谈的是澳大利亚青年和中国学生在书面英语方面的差异。会后,有人反映我的发言不是澳大利亚研究。为此,我向主持人胡文仲教授表示歉意,我是学语言学的,我已经尽了力量,今后没法参加了。直到1996年12月,当时的英语系领导和澳大利亚专家要成立北京大学的澳研中心,一再动员我挂上“主任”的头衔,并负责1998年召开第六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议。从此我与澳大利亚研究正式挂钩。
说到这里,请容许我感谢一位澳大利亚朋友,西姆孙先生(Stuart Simson)。在筹备第六国际会议时,作为为澳中理事会主席的Simson 先生亲自来北大视察会议准备情况,一再告诫我文学和诗歌分析这类文章不要搞得太多,应该发挥北京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多组织一些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方面的内容。他的意见指引了我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方向。也正是这个认识,当我读到本次会议的一个内容《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8-2019)》的校对稿后,深深感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我已掉队了,应当向各位作者虚心学习。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由于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多半是外语,特别是英语专业的师生,为会议准备的澳大利亚研究的论文很难发表。而我国高校对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能正式申报为科研成果。因此,我的澳研论文只能自己整理成论文集,自己找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了《跨域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Crossing the Pacific: A Collection of HU Zhuanglin’s Essays on Australian Studies)。去年,我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次澳中关系研究会上,宣读了《美中澳三角关系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US—China—AUS Triangular Relation”)的论文。会议组织者明确说明他们无意出版会议论文集。最后,我不得不求助于北外的胡丹老师,发表于这次会议上推出的《澳大利亚研究》第3辑。这说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出版《澳大利亚研究》的重要性。
请也容许我利用这个机会代表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刘树森主任向大家汇报这样一个喜讯。2019年北京大学各院系已有8位研究生和1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的主题是澳大利亚研究。我们将继续向兄弟院校学习。
最后,再次祝贺本次新书发布会和论坛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