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文以慧心，译味无穷
时间：2018-05-25 08:55:00 来源：澳研中心
【编者按：为了加强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课程建设，培养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人才，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自2015年开始聘请久负盛名的澳大利亚文学中文翻译专家李尧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针对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澳大利亚文学中文翻译课程。该课程每年秋季学期由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项目（MTI）合作开设，，由李尧先生主讲，专门讲授澳大利亚文学中文翻译的理论与技巧等翻译基本功，强调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是突出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 通过每周课后翻译作业，和课堂精细讲评，不断提高学生文学翻译实践能力，自开设以来一直深受好评。2016级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赵美园曾选修该课程，下面的文章就是其学习该课程的心得。赵美园同学今年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
2016年至2018年，我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项目（MTI）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有幸选修了著名翻译家李尧教授主讲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课程，在李尧先生指导下的文学翻译学习过程中受益良多。我不仅感受到文学翻译的艰辛与取得进步的喜悦，更深刻感悟到文学翻译的魅力和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立志从事英汉翻译，并继续深造，研究文学翻译。
小时候渴望读外国文学名著，由于外语水平不够，只能先读译本。那时我对翻译持有很重的偏见，觉得它不但毫无创新可言，而且读着像总有一层膜硌在心里，不如原作那么触得真切。而现在，我却更加欣赏翻译。文学通过新语言的脱胎换体，生命才得以延续，如同历经一场转世轮回，躯壳不再，无论内质如何仿似，已俨然一个新生的存在体。说到底，翻译是意义的积极开拓。译作未必不比原作耐读，真正慧质的译文不逊原作丝毫，而且是别有况味的。读李尧老师的澳大利亚文学译篇，便足以体会到一股涌动在字里行间的新鲜活力。这种对文学的反哺，许是语言独予翻译的荣光。更重要的是，在有幸追随李老师学习的日子里，我愈加明白，译者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消解文学与翻译之间看似不可弥合的错位。
李尧老师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他躬身译事四十载，译著五十余本。作为澳大利亚文学汉译的第一人，他译笔精当，著述丰厚，为中澳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李老师交谈，觉得他温淳质朴、待人亲和，仿若一位从漫漫时光中走来的老前辈，传予学子翻译智慧的背囊，也委以我们译事重任和深切期许。
在课堂上，李老师将自己执笔文学翻译的经验和心得倾囊相授，带给我们许多启发。李老师说，翻译专业的学生，对语言要有敏锐的判断力。例如，英语中使用代词较多，汉语却不习惯这么做。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译文中的失误却数见不鲜。有的同学在翻译《多特和袋鼠》（Dot and the Kangaroo）时，一小段就出现十几个“她”，自己却浑然不知，经老师指点才顿然发觉。李老师还说，译什么要像什么。这话听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在翻译《七个澳大利亚小孩儿》（Seven Little Australians）时，很多同学的译作并非纯正的儿童语言，而是大人看着幼稚、小孩读来晦涩的风格混乱的文字。李老师强调，翻译儿童文学的译者要充分了解儿童的话语世界，照顾儿童的智力水平，才能为儿童所接受和喜爱。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听起来最朴实无华的教语，其实蕴藏着对翻译本质的深入关怀和对文学精神的温厚体察。
李尧老师课后与同学们合影
李老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过多年小说创作的经验，因此他是站在一个小说家的高度去关照、介入和思考待译作品的。李老师告诉我们，在翻译小说时，要注意对人物性格化语言的微妙把握，呵护小说的特质，才能重新构建起另一个足以媲美原作的“平行世界”。译者要通过极具洞察力和穿透力的语言，使原作中的人物获得鲜活的再生，而不是生硬地刻制人物，把千人一面、个性模糊的角色推到读者面前。这在我们练习翻译《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时颇有体现。例如，小说第一章讲到母亲因舅舅被捕入狱的事伤心，“我”那时是个三岁孩童，只顾用小勺刮甜丝丝的黄面糊吃（“while my mother cried I scraped the sweet yellow batter onto a spoon and ate it”）。前半句我译的是“当妈妈抹眼泪的时候”，而李老师译的是“趁妈妈抹眼泪的当儿”。一个“趁”字便使不谙生活艰辛、天真贪嘴的小孩形象跃然纸上。李老师特别强调，文学的语言是生活的语言、灵魂的语言，而不是字典的语言。一个单词的翻译要联系上下文斟酌确定，常常字典中的释义并非其最贴切的表达。
此外，李老师还十分注重学生的母语素养。译者的中文水平是影响译作水平最主要的因素。李老师曾担任文学编辑近20年，经营文字格外娴熟，他译语精致、用词讲究，文笔流转间，生动的意蕴汨汨流淌，这源自他深厚的中文积淀。李老师要求我们多读中文、多写中文，并鼓励我们把习作发给他看。有的同学把散文、游记、诗作发给李老师，他收到稿子都耐心审读并一一予以指导。李老师在课堂上大力褒奖我们，他说，雕琢写作技艺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一门杂学，译者需要对门门类类的知识都有所了解才行。李老师的讲授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过去我对澳大利亚几乎一无所知，借助一学期的翻译课，我们领略了澳大利亚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方言土语和宗教习惯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对文化的熟悉于文学翻译大有裨益。期末，我特地拿最后一次翻译作业与第一次作业进行对比，发现自己在理解准确度、行文流畅性、词语力道的控制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这使我愈发认识到，一个文学译者需要多么广博的积累和深厚的修炼。
自翻译诞生以来，文学不可译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但不同时代仍有译家辈出，优秀译作纷涌不断。在众多错落零散的隔绝时空之间，译者们正努力构筑看似不可能的牵系，其中考量，不免繁累复杂却也做得精巧曼妙。就像李尧老师的澳大利亚文学译篇，无论是《煤河》（Coal Creek）中的苍莽山林，《人树》（The Tree of Man）中的燥郁荒原，还是《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中的梦幻图腾，我们可以看到鼓动跳跃的汉字携古老澳洲大陆的浪漫灵魂缤纷起舞，演绎出异域文学与中华文字最妥帖自如而浑然一体的置换与结合。可以想到，文学译业的薪火相传，对于不便阅读外语原著的读者，尤其是孩子，其影响将不可估量。至少人们再也不必经历那种晦涩读感，就能从翻译中直接获得外国文学的滋养。李老师以翻译家的独到眼光和深刻见地回馈讲台，透过具体的语言处理技巧，上升到译者深度的自我修养，扣问翻译的本真。于这样的教益中，我们不仅认识翻译，进一步理解翻译，也更加相信翻译。
在选修李尧先生课程的二十几位同班学生中，我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平常除了上课，跟李先生接触很少，但对他始终全心全意地传授文学翻译的艺术和技巧的教学风格心存谢意，也希望自己能够以李尧老师为楷模，努力求学，以翻译外国文学和进行文学翻译研究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文/赵美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
2016年至2018年，我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项目（MTI）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有幸选修了著名翻译家李尧教授主讲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课程，在李尧先生指导下的文学翻译学习过程中受益良多。我不仅感受到文学翻译的艰辛与取得进步的喜悦，更深刻感悟到文学翻译的魅力和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立志从事英汉翻译，并继续深造，研究文学翻译。
小时候渴望读外国文学名著，由于外语水平不够，只能先读译本。那时我对翻译持有很重的偏见，觉得它不但毫无创新可言，而且读着像总有一层膜硌在心里，不如原作那么触得真切。而现在，我却更加欣赏翻译。文学通过新语言的脱胎换体，生命才得以延续，如同历经一场转世轮回，躯壳不再，无论内质如何仿似，已俨然一个新生的存在体。说到底，翻译是意义的积极开拓。译作未必不比原作耐读，真正慧质的译文不逊原作丝毫，而且是别有况味的。读李尧老师的澳大利亚文学译篇，便足以体会到一股涌动在字里行间的新鲜活力。这种对文学的反哺，许是语言独予翻译的荣光。更重要的是，在有幸追随李老师学习的日子里，我愈加明白，译者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消解文学与翻译之间看似不可弥合的错位。
李尧老师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他躬身译事四十载，译著五十余本。作为澳大利亚文学汉译的第一人，他译笔精当，著述丰厚，为中澳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李老师交谈，觉得他温淳质朴、待人亲和，仿若一位从漫漫时光中走来的老前辈，传予学子翻译智慧的背囊，也委以我们译事重任和深切期许。
在课堂上，李老师将自己执笔文学翻译的经验和心得倾囊相授，带给我们许多启发。李老师说，翻译专业的学生，对语言要有敏锐的判断力。例如，英语中使用代词较多，汉语却不习惯这么做。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译文中的失误却数见不鲜。有的同学在翻译《多特和袋鼠》（Dot and the Kangaroo）时，一小段就出现十几个“她”，自己却浑然不知，经老师指点才顿然发觉。李老师还说，译什么要像什么。这话听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在翻译《七个澳大利亚小孩儿》（Seven Little Australians）时，很多同学的译作并非纯正的儿童语言，而是大人看着幼稚、小孩读来晦涩的风格混乱的文字。李老师强调，翻译儿童文学的译者要充分了解儿童的话语世界，照顾儿童的智力水平，才能为儿童所接受和喜爱。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听起来最朴实无华的教语，其实蕴藏着对翻译本质的深入关怀和对文学精神的温厚体察。
李尧老师课后与同学们合影
李老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过多年小说创作的经验，因此他是站在一个小说家的高度去关照、介入和思考待译作品的。李老师告诉我们，在翻译小说时，要注意对人物性格化语言的微妙把握，呵护小说的特质，才能重新构建起另一个足以媲美原作的“平行世界”。译者要通过极具洞察力和穿透力的语言，使原作中的人物获得鲜活的再生，而不是生硬地刻制人物，把千人一面、个性模糊的角色推到读者面前。这在我们练习翻译《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时颇有体现。例如，小说第一章讲到母亲因舅舅被捕入狱的事伤心，“我”那时是个三岁孩童，只顾用小勺刮甜丝丝的黄面糊吃（“while my mother cried I scraped the sweet yellow batter onto a spoon and ate it”）。前半句我译的是“当妈妈抹眼泪的时候”，而李老师译的是“趁妈妈抹眼泪的当儿”。一个“趁”字便使不谙生活艰辛、天真贪嘴的小孩形象跃然纸上。李老师特别强调，文学的语言是生活的语言、灵魂的语言，而不是字典的语言。一个单词的翻译要联系上下文斟酌确定，常常字典中的释义并非其最贴切的表达。
此外，李老师还十分注重学生的母语素养。译者的中文水平是影响译作水平最主要的因素。李老师曾担任文学编辑近20年，经营文字格外娴熟，他译语精致、用词讲究，文笔流转间，生动的意蕴汨汨流淌，这源自他深厚的中文积淀。李老师要求我们多读中文、多写中文，并鼓励我们把习作发给他看。有的同学把散文、游记、诗作发给李老师，他收到稿子都耐心审读并一一予以指导。李老师在课堂上大力褒奖我们，他说，雕琢写作技艺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一门杂学，译者需要对门门类类的知识都有所了解才行。李老师的讲授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过去我对澳大利亚几乎一无所知，借助一学期的翻译课，我们领略了澳大利亚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方言土语和宗教习惯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对文化的熟悉于文学翻译大有裨益。期末，我特地拿最后一次翻译作业与第一次作业进行对比，发现自己在理解准确度、行文流畅性、词语力道的控制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这使我愈发认识到，一个文学译者需要多么广博的积累和深厚的修炼。
自翻译诞生以来，文学不可译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但不同时代仍有译家辈出，优秀译作纷涌不断。在众多错落零散的隔绝时空之间，译者们正努力构筑看似不可能的牵系，其中考量，不免繁累复杂却也做得精巧曼妙。就像李尧老师的澳大利亚文学译篇，无论是《煤河》（Coal Creek）中的苍莽山林，《人树》（The Tree of Man）中的燥郁荒原，还是《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中的梦幻图腾，我们可以看到鼓动跳跃的汉字携古老澳洲大陆的浪漫灵魂缤纷起舞，演绎出异域文学与中华文字最妥帖自如而浑然一体的置换与结合。可以想到，文学译业的薪火相传，对于不便阅读外语原著的读者，尤其是孩子，其影响将不可估量。至少人们再也不必经历那种晦涩读感，就能从翻译中直接获得外国文学的滋养。李老师以翻译家的独到眼光和深刻见地回馈讲台，透过具体的语言处理技巧，上升到译者深度的自我修养，扣问翻译的本真。于这样的教益中，我们不仅认识翻译，进一步理解翻译，也更加相信翻译。
在选修李尧先生课程的二十几位同班学生中，我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平常除了上课，跟李先生接触很少，但对他始终全心全意地传授文学翻译的艺术和技巧的教学风格心存谢意，也希望自己能够以李尧老师为楷模，努力求学，以翻译外国文学和进行文学翻译研究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文/赵美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