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邀请，著名澳大利亚剧作家大卫•威廉姆森（David Williamson）与夫人克里斯汀•威廉姆森（Kristin Williamson）5月30日至6月6日访问北京大学，举办讲座，并莅临他的剧作《搬家》（The Removalists） 在中国的首演。澳大利亚戏剧巨擘大卫•威廉姆森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剧作家，迄今已经创作了50余个剧本，而且目前仍旧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过去的45年中，他的戏剧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广泛上演，其中也包括中国。他的剧作《俱乐部》（The Club）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翻译为中文，并曾在北京上演，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1997年，大卫被评选为“澳大利亚在世国宝”。这是澳大利亚公民的最高荣誉，只有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方能获此殊荣。

    本学期，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电影与戏剧研究所合作，由外教约瑟夫•格里弗斯（Joseph Graves）讲授大卫•威廉姆森的戏剧名作《搬家》，并由他领衔与北京大学的学生演出该剧的英文版本。这是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电影与戏剧研究所在三次合作讲授和演出澳大利亚剧作之后的再次合作。6月2日，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合作，由约瑟夫•格里弗斯带领北京大学的学生在该校英语文化节上演出《搬家》，获得成功。大卫•威廉姆森与夫人克里斯汀•威廉姆森、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林漠怡（Mareen Ringland）等使馆工作人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胡文仲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的师生约五百人观看了演出。

 

演出剧照

 

演出结束后大卫•威廉姆森与部分演出人员和来宾合影

 

    演出结束之后，大卫•威廉姆森发表讲话，祝贺演出大获成功，特别感谢约瑟夫•格里弗斯及其带领的演出团队为讲授和演出《搬家》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强调文学艺术交流对中澳两国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增进友谊的重要性。他强调，澳大利亚作为独立的国家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国则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澳关系保持健康状态和稳妥发展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两国能够加强合作交流，管控分歧，谋求共同的发展。

 

约瑟夫•格里弗斯邀请大卫•威廉姆森夫妇参加戏剧教学与演出专题座谈会

 

会后大卫•威廉姆森夫妇、约瑟夫•格里弗斯及其部分学生和戏剧专业人员合影

 

    6月5日，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合作，联袂举办“澳洲文学讲座系列”与“传记文学笔会”学术报告会，邀请克里斯汀•威廉姆森和大卫•威廉姆森夫妇围绕克里斯汀所著《威廉姆森传：幕后的故事》（David Williamson: Behind the Scenes）展开对话和讨论。活动分为三个部分：主题发言、高端对话和听众问答。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五十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学术报告会会场

 

    首先，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森教授致词，强调中澳文学交流在促进两国人民不断加深理解与构建两国关系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此前曾邀请过多位小说家和诗人来北大访问交流，但邀请澳大利亚剧作家来北大举办活动还是第一次。刘树森教授随后对两位嘉宾的创作进行了介绍。作为演员、教师、记者和编剧，克里斯汀•威廉姆森至今已经写了8部作品，其中包括两部畅销小说和一部传记。

 

威廉姆森夫妇在演讲

 

    报告会的第一部分由克里斯汀做主题发言。作为开场白，她说这是她第三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是在1976年，当时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并与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交谈。她说对中国的变化以及中国学生的学术和语言能力印象深刻。随后，克里斯汀转入正题——传记写作。她引用伍尔夫等多位传记作家的话，说明传记写作之难，强调“传记不可能由别人来写……真正重要的事都发生在黑暗的角落里，别人不可能知道传主真正的历史。”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写传记？如伍尔夫所说：“我们有讲故事的冲动，传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的本质。”克里斯汀将写传记的经历比作在雷区行走，然后，她进行了一系列的自问自答：“为什么要写这部传记？”“相比其他传记作家，我有什么优势？”“我能保持客观吗？”“我如何进行调查和采访工作？”“大卫有没有对传记进行审查？”克里斯汀给出的答案令人满意。她最后这样总结《威廉姆森传：幕后的故事》的写作感受：“这部传记里有伤心、执着、工作、家庭、快乐、混乱……但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总体说来，《威廉姆森传：幕后的故事》是一曲爱情的颂歌，中间夹杂着打嗝的声音’。”此后，克里斯汀还为大家朗读了这部传记中关于她和丈夫在1976年访问中国时的片段，赢得了听众的热烈的掌声。

    报告会会的第二部分由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教授与两位澳大利亚作家展开高端对话。赵白生教授首先说明他非常喜欢《威廉姆森传：幕后的故事》，并花了三个不眠之夜阅读此书，然后便展开了尖锐的提问。赵白生教授援引卢梭批评蒙田的例子，指出蒙田的《随笔》所记录的都是一些作者的可爱的小缺点。在他看来，《威廉姆森传：幕后的故事》又一次证明了卢梭的看法正确。虽然克里斯汀在传记里谈到她自己因为爱情受挫而经历了抑郁，但涉及大卫的部分多半记录了他的一些迷人的缺点。因此，赵白生教授询问大卫，是否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缺点，克里斯汀没有记录下来。面对这类问题，大卫采取了最有效的防御策略——坦白。于是，听众们见证了一场最诚恳的对话。

 

赵白生教授与威廉姆森夫妇对话

 

    在回答赵教授关于“传记中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地方”的问题时，大卫回答说：“你在脑海中构建了自己的形象，你以为自己是生活的主角。但读了自己的传记之后，你发现你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你也不是生活的主角。”他随即回顾了上个世纪痛苦的七十年代：“那是西方世界的艰难时代，一切价值体系都被重新评估，其中包括婚姻的概念：一个人是否应该和另一个人厮守终生。于是文艺圈的一些人开始尝试开放婚姻，以为这样的实验会丰富个人的生活，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人的心理承受不了自己的爱人和别人在一起。每个人的嫉妒心都是非常重的。”

    威廉姆森夫妇的回答体现了传记的古老传统：传记就是轶事。尤其是克里斯汀，她用一个个的轶事来揭示家人的性格以及文学家情感的一些典型特征。比如，在回答赵白生教授关于“如何采访传主的宿敌”的提问时，克里斯汀讲述了某位评论家的故事。这位批评家对大卫的戏剧作出恶评，被大卫堵在酒吧里，掐着他的脖子，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的脑袋摁在钢琴键上反复撞击。然而，她在与评论家接触时发现，他只是从其作为评论家的角度理解和评论大卫的剧作，加之评论文章常见的犀利风格，容易产生片面的感觉。

    刘树森教授在总结时说：因为讨论一部特殊的传记作品，两位嘉宾和听众都度过了一个富有文学魅力和温情的夜晚，我们也因此对威廉姆森夫妇两人的文学创作和情感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对在座的年轻学生有一些启发。威廉姆森夫妇是上个世纪最早来华访问的澳大利亚作家，这些年来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刘树森教授还特别感谢威廉姆森夫妇访问北京大学，称赞他们的访问和对话有利于加深中国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特别是对他们的作品的感受与理解。（通讯员萧泛若）

威廉姆森夫妇与参加文学报告会的部分师生合影